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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初期最大投资额的华侨比顾雏军还冤?
发布时间:2018-9-25 15:43:30   作者:不详

导读:

时隔25年,投资人南非华侨黄长青已近古稀之年追讨被其合作伙伴——原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原广州市邮政局电信处、原番禺市邮电局违法行政,非法扣押侵占投资人价值近亿元的无线电话网络设备,要求广东政府相关部门给予行政赔偿,成为了黄长青这些年来的“主业”。

据黄长青介绍:

199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和广州市政府为了改变因1989年事件后许多外商撤资离开而带来的经济萧条状况,在香港招商引资,解决广东省当时的通信、交通、能源等方面发展的“瓶颈”问题,决定吸引港澳及华侨华人的投资来发展当地经济。

因此,我在与广东省相关行政机关洽谈后便在广东省番禺县大石镇注册登记了广州长青电子厂的独资私营企业,后由于要落实投资项目(生产无线电传呼机、无线电话机),就联手了香港贝士拿公司和莲花山保税加工区发展总公司,在1991年10月19日创办的广州长城电子有限公司正式投入生产后,当年生产了20万台BB机和无线电传呼设备9套。

1992年3月底,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委托番禺县邮电局的副局长丘某找黄先生,动员我们在有大量外汇侨汇和进口权的优势下,与其合作投资电信业务,并且以深大电话公司(中英合资)为例,期望我们与其合作投资无线电话!

1992年5月,丘某为我们的合作项目CT2无线电话系统作了一个可行性报告,上报给广州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和广东省邮电管理局立项审批,同年7月和9月,广州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以穗(1992)18号文件批准以广州长城电子传信有限公司为主,与番禺邮电局合作投资经营CT2无线电话通讯台——称“番禺邮电长城通讯台”;同年9月9日,番禺市邮电局与广州长城电子传信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十年期限的合作协议,由长城公司投资外汇引进美国摩托罗拉成套无线电话设备和手机,由邮电局提供电话中继线、机房和基地站场地以及销售点的场地,所得经营利润7:3分成(长城7:邮电局3),所得客户初装费的6:4分成(长城6:邮电局4)。

建成了我国第一家非邮电局的通信公司。同年10月广东省邮电局管理局以粤局通管字(1992)38号文件批复同意长城公司与番禺邮电局合作,共同经营无线电话十年。

因此,长城公司董事会决定对此项目首先投资3880万元港币引进美国技术,继而再投资6000万元港币以上(后由于长城公司另外2名股东不同意投资电话业务,所以最后皆退股,仅黄先生独立支撑)。

1993年10月,长城公司在番禺邮电局内建设并调试成功CT2无线电话试验网络系统开通,经过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和邮电部科学院验收合格后,希望继续扩大规模至广州市和珠江三角洲范围,故于1993年12月19日,分别又与广州市邮政局科技服务部及广东省邮电局科技服务部签订了为期十年的合作协议,并作出了扩大投资建网的规划。

为此,我们于1994年2月和4月向广州市政府报告此事,广州市人民政府出于要改善全市通信落后的状况,同意我们转型改制——即由生产工厂为主转型以电信服务为主,生产科技开发为辅;由中外合资改为股份制的电信公司,还同意我们在建成了的番禺市CT2无线电话网络的基础上扩展到广州各市区及各郊县。

由广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于1994年7月23日以穗体改字(1994)28号文和广州市人民政府穗府办字(1994)230号文件批复同意我们改制为股份公司,以集资扩大投资,也同意我们在广州市区建立无线电话系统并尽快开通。

而广东省邮电管理局也以粤通管字(1993)77号文件同意我们与广州市邮政局电信处合作,建立覆盖广州市区及郊县的无线电话网络;又于1994年5月9日发给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业务许可证》。

于是,我们又投入了6千多万元人民币用于引进设备和科研开发。至1994年11月止,我们共投资99694288.05元人民币,是当时外资在中国项目的最大投资额。

正当我们在广州市政府的支持下按照市政府、市计委批复的意见下,在广州市区建设了597个基地站、一套网络管理计费中心设备后,长城公司在邮电局的8个营业处向市场销售注册了3千多个客户时,广州市邮政局电信处却突然于1994年12月28日至1995年1月4日口头通知长城公司的人员停业停产,不准销售经营,也不按原协议提供中继,只宣布等待省邮电管理局的通知。

当长城公司要求邮电局出具正式文字通知时,不仅没有见到文字通知,反而被邮电局全部掐断了中继线,长城公司在被迫停业了几个月后,一再强烈要求邮电局有一个正式文件通知的情况下,广东省邮电管理局李局长才于1995年5月4日向黄先生宣读了中央给邮电部党组的“电令”,要求邮电部各局合作的一切外资公司退出电信业务,不准参与经营。

并要求黄先生不许复印、不准拍照、不准外泄,否则要负法律责任。

李局长还说,中央电令是不可抗力的因素,所以邮电局不能给你中继线,也因此不能给予你赔偿。

他还说,你们暂时停业停产一段时间,等这“一阵风”过了,再让你们继续经营。

可是3千客户坚决不同意等待,吵闹至广州市政府。

长城公司只好按市政府的要求,将长城公司所收客户款退还给了客户,但邮电局不退他们在销售手机时按协议中比例已拿走的初装费款和手续费!

黄先生为了挽救公司和3千客户的经济损失,于1995年7月至10月到了邮电部和外经贸部等国家机关,邮电部电信总局周局长劝黄先生从广州撤出无线电话设备,将其搬到印尼雅加达去经营。

黄先生联系了印尼的黄氏宗亲——黄双安、黄奕聪先生,受到重视和欢迎,并且做通了印尼政府的工作。

可是当时印尼和中国正处于断交30年无政府外交和不能通邮通电的国家。

因此,邮电部请求并委托黄先生为两国恢复邦交和通邮通电做了大量工作,促使了印尼政府邮电代表团一行26人于1996年1月17日至23日,在黄先生的全程陪同下访问了中国邮电部和广东省邮电局,双方邮电部长还签署了备忘录以及参观考察了广州长城电子传信有限公司的无线电话系统设备及其手机使用情况后(该次外事活动的费用共计46万美元都是由黄先生垫付,至今邮电部还没有归还)。

两个邮电部门当时都表示同意让这套无线电话系统搬去雅加达。

可是,广东省邮电局竟然于1996年3月29日起,趁黄先生再次赴印尼国洽谈合作期间,强行将长城公司在邮电局的机房、各邮电营业处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统统赶走,查封扣押了长城公司所有安装和放置在邮电局的设备和手机。

不仅如此,他们还挑唆买了手机却不能打电话的客户去番禺市法院起诉广州长城电子传信有限公司,而番禺市法院在未弄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选择性执法把客户打不了电话的过错强加在长城公司头上,既不提应列为第一被告的邮电局,也不提按协议规定被邮电局分走的每个客户800元初装费和100元手续费,错误判定广州长城电子传信有限公司是唯一过错方,并把黄先生私人房产和高档进口汽车查封并贱卖以偿还客户退机款,并将长城公司位于莲花山保税区的 1800平方米厂房和价值700万多元人民币的工厂生产线和通信仪器等设备贱价以7万元拍卖,不仅如此,还查封长城公司的办公室和深圳办事处,并将公司所有公章、文件、财务凭证等等非法没收处置,致使公司不能经营,而被迫倒闭并强行注销。

可是,长城公司至今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和过错。长城公司被倒闭完全是广东省邮电管理局的过错和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恶果!

黄先生从印尼谈妥合作条件返回广州想搬走无线电话网络通信设备时发现了上述情况后,曾不断向广州市政府、广东省政府、邮电部(现为工信部)、外经贸部、国家信访局、国务院侨办等各级政府部门申诉,讨要归还长城公司的财产和赔偿,但是没有受到重视和退赔,二十年讨要归还财产未果。

2016年6月29日,在国务院侨办法律顾问的帮助下,他在国务院政务公开网上发现国务院(1990)国发字54号文件、国发(1993)55号文件、国函(1993)178号文件、邮电部(1994)邮部506号文件后,黄先生才得知:原广东省邮电管理局完全是违反国务院的“不准一切外资公司经营或参股经营电信业务,以及未经国务院同意,各部门、各省市不得擅自经营电信的公司或经济实体”等相关规定,蒙蔽黄先生误入“禁区”投资,故意违法行政,违背双方签订的合作十年的协议,强行掐断中继线,勒令停业停产,非法扣押长城公司价值9千多万元的CT2无线电话网络通信设备的财产并占为己有的行为都是行政违法行为,根本不是中央的政策问题。

故他在2016年10月16日,向广东省通信管理局提出行政赔偿的申请,1996年12月15日广东省通信管理局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

黄先生收到《不予赔偿决定书》后,依法于2017年1月16日向广东省通信管理局的上级主管机关工信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而工信部以广东省通信管理局的答复书为依据,作出“维持被申请人不予赔偿的决定”。

万般无奈,黄先生只好到法院,走上了行政诉讼的道路。

2017年6月2日,黄先生依法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工信部(第一被告)和广东省通信管理局(第二被告),并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委员会递交了请求国家赔偿申请书。

可是,该一审法院却以被告的行政行为对黄先生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为由,而裁定驳回黄先生的起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1行初654号行政裁定书)。

黄先生对一审裁定书不服又于2017年11月21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提出上诉,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四个月后,才于3月20日给黄先生寄出二审立案的受理通知(仅有当事人须知,既无法院落款又无法院公章,更无落款日期),仅有二审案号2018京行终482号。

黄先生为了二审开庭有一个认真的审理,特地委托律师,并于4月16日将律师的委托书等资料寄给北京高法,而北京高法在收到律师委托书的八日之后,却突然通知律师说:“该案已于4月13日结案了”。

黄先生不服,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请再审。

著名学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员会成员汪玉凯教授感叹:

黄先生这个案件在全国是少有的,因为这么多的外资进来,基本上是颗粒无收,二十多年维权,到现在没有结果。像这样的案子是非常少见的,顾雏军的案子我比较熟悉,是典型的三个民营企业案子必须要被平反的,但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他那个案子比你这个要重视的多。像你这样的为国家干事投资的人,不但本钱没回来,而且二十多年维权没结果,这是很典型的。

首先我认为尽管案子拖的时间很长,但是它的基本关系要理清楚,第一就是触碰政策红线的责任在谁?

触碰了国家政策红线,政策红线不允许外资投资电信,是地方政府不知道吗?

是文件没发下去吗?电报收到以后,他才知道触碰政策红线了。

不管是当初地方电信局不知道中央出的这个文件,或者说收到电报以后才知道,这个责任都不是黄先生本身的。

如果说黄先生拿到了许可,拿到了认可,这个责任不在黄先生,在地方政府。

触碰政策红线的责任究竟在谁?

这是所有问题的起源,如果没有触碰政策红线,这个投资就下去了,早就收回成本了,可以赚很多很多钱,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个需要理清的就是处置过程中失信方究竟在谁?

处置这个问题的过程,包括黄先生到印尼找新的投资,他回来以后,政府把人员赶走了,办公室也没了,整个处置过程中的失信方究竟在谁?

我认为处置问题的失信方主要不是黄先生,而是地方政府。

这个失信确实是看的很清楚的,你找新投资方来挽回损失,地方政府并没有帮助黄先生解决问题,而是采取失去政府基本信誉,甚至把你扫地出门,把你的设备全部占有,这不仅仅是失信,甚至叫违法,这是第二个需要理清的关系。

第三,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的直接责任方在谁?

造成黄先生投资颗粒无收,是黄先生投资不慎吗?还是地方政府的责任?

现在这个案件来看,也不是在黄先生,而是在地方政府。

黄先生投资三千多万美元,当时直接损失接近一亿人民币,造成损失的责任不是黄先生判断失误造成的,而是地方政府这种处置,导致黄先生投资损失。

再进一步分析,如果说地方政府信誉出问题了,违规,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广东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南巡谈话这个阶段正是改革起飞的时候,当时中央说要允许试,允许闯,大胆试,大胆闯。他们可能是打了擦边球。

从广东地方政府来讲,我不认为他们动机是不好的,肯定动机是好的。

动机是好的,就是想大胆试、大胆闯,甚至打点擦边球也可以,他们知道中央这个指令,但想适当放开,先走一步,他是这种心态,这是造成这个投资后果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整个投资过程中,官方发生重大改变,邮电部撤销了,就拆分成电信局、工信部,工信部后来政企分开以后,分成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个运营商,主体不断变化,使你找门都找不到,拖延二十多年,这是第二个原因。

到现在如何来弥补?从国家大环境来讲,对你这个案子的纠正是有好处的。

为什么?现在民营企业到处走人、倒闭,国家对民营企业很关注。

在美国贸易战这个压力下,中国对外资和民资进入已经大大降低门槛了,包括铁路,包括金融,过去不允许进入的,现在

允许进入了,过去不能控股的,只能占49%比例的,现在外资可以控股了。政策大环境和这两年不断纠正一些典型的民营企业的个案以及原罪问题,中央政府正在矫正这方面的案件,对你维护权益是有利的。

如果能成为典型的案例,引起高层关注,在中国可能找不到第二个,是有典型的宣传意义的。对地方政府不作为、乱政或者失信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著名法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客座研究员熊文钊教授表示:

这个案件,我感觉政府确实很多作为是不讲信用的,政府在这当中应该有信赖保护,当年我猜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广州希望能够放开一点,包括电信、铁路也适当放开,想从改革的角度去放开通讯的一部分,吸引一些投资来进行合资。

如果遇到了中央要外商退出的情况,按照行政法的道理,你前面有一系列的审批许可,这些是法律文件,许可证的颁发,审批的过程都是非常完整的。

这个时候如果要退出,一个办法就是政府要给予补偿,不叫赔偿。

它的行为不是因为故意的违法造成的。

你批了,我相信你政府批的,我就可以干,我才投资。后来发生变化,不叫不可抗力,地震叫不可抗力,中央密电不是不可抗力,上面政策规划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要给补偿。

行政许可法当中有信赖利益保护的规则。当时也是应该给予补偿的。

你主动地挽回损失,找到了印尼来解决问题,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是违法的。

政府拿不出钱投资,人家投了设备,应该允许退出,这是最基本的商业规则。

人家投了九千多万的设备,放在机房,但你把人赶走,这不是强盗嘛。

应该是打民事诉讼官司的:你凭什么把我的东西非法占有了,应该打民事诉讼,这是一个思路。

我自己不要你给补偿了,你不是故意的,但是你批了我,我对你政府信赖,投了资,但因为中央一个密电,说不能干了,我不得不退出,我也没有非得要去诉求必须干下去,我就退出,但你得给我补偿,合理的补偿应当给。

你给不起补偿的话,我想办法,到印尼找了出路,为了退出,不要你补偿,我自己自救了。

在自救的情况下,你轰走公司员工,侵占财产,企业作为民事主体,这个是可以诉的。

设备撤出去,服从中央内部的密电,我退出去,他进行阻拦的话是违法的,可以寻求他赔偿了,造成我没办法转移到印尼了,补偿就转成赔偿了,这时候他出现了违法性的行为。

在启动诉讼的时候,各个部门都回避实质问题,都在程序问题上给你拖,给你绕,就是不受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现在这么多的损失,当年将近一个亿,现在是几十个亿甚至几百个亿的问题,实体问题无法解决,现在谁都不去承担这个责任。

政府的官员换了好几波,机构的调整也有变化,实际上法院因为实体问题难以处理,所以在程序上面采取措施。

你当年投资的设备一直在用,虽然BP机不用了,当年你是电信的投资人,最初对电信是作出贡献的,这时候应该从民事股权的角度,可以争取利益。

原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夏家骏教授指出:

这个案子是个典型案例,建议写一个非常恳切、非常简明的建议信给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这个问题多少年没解决,是法律上的耻辱,也是行政干部的不负责任,所以它是一个大事。

现在我们国家很重视纠偏,有的政治案也平反了,有的经济案子平反了,我相信这个递上去了,言简意赅,一看就明白,你这个案子就很有希望。

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立法专家委员会委员湛中乐教授以及盈科律师全球联盟主席胡忠义教授、京师律师事务所李国清律师、北京新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和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中心主任吴子君律师皆表示赞成以上专家的意见,并指出:

除了行政诉讼以外,还应该寻求其他的救济途径,包括民事诉讼、仲裁。

既然顾雏军案得到了中央的重视,那么90年代第二次改革初期的黄长青投资案理应也应当受到高层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成为检验地方政府信用、国家法治和民营财产保护的试金石。(完)

来源:http://www.chinacw.com.cn/2018/0925/830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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